1935年3月，红军挺进师500多人在粟裕、刘英率领下，进入龙泉宝溪乡溪头村。5月中旬，红军挺进师在宝溪乡内高塘村举行会议，成立了中共浙西南特委，同时成立了中共龙（泉）、浦（城）县委。自此龙泉就有了党组织和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与抗日救亡活动。
    1937年12月，闽浙边临时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工作方针的指示》和中央东南分局“不能放弃浙南根据地”的指示精神，恢复了中共浙西南特委，由张麒麟、傅振军、刘清扬、周建生、曹景垣、曾友昔等6人组成，张麒麟任书记。对外称为“浙西南抗日救亡工作团”，张麒麟为团长。
    1937年12月，张麒麟率领特委机关20多人从省委驻地平阳翻山越岭回到龙泉宝溪乡高山村，立即在龙泉、浦城、遂昌边区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张麒麟、刘清扬、曹景垣3人带领部分干部以龙泉的住龙、宝溪、竹垟为基地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和恢复党的基层组织活动。1938年春节期间，他们到竹垟良溪村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推行二五减租，组织“农救会”和“妇救会”，是全县最早的农村抗日救亡工作团体之一。在宝溪乡高山村恢复和发展了党组织，操正旺等是抗日宣传的骨干分子。傅振军、曾友昔带领部分干部在龙泉上田和遂昌关塘等地进行抗日救亡工作。同时，刘清扬、傅振军、张遗远等带着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的介绍信到龙泉县政府与县长叶木青谈判，要求他支持抗日救亡工作团到浙西南地区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把原在龙泉打游击时负伤在龙泉根据地养伤的红军伤病员集中送往皖南新四军驻地，谈判获得成功。
    1938年2月，中共浙西南特委在宝溪乡高山村召开特委全体会议，研究决定了五个问题：1.如何恢复被国民党破坏了的基层党组织；2.怎样宣传解释中共中央制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国共合作抗战的意义，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及“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抗战方针；3.如何利用国民党政府的有关法令进行合法斗争，实行二五减租，改善人民生活；4.怎样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督促县政府支持抗日民主运动，改选乡、保长等；5.决定并建立了龙泉、遂昌、江浦三个县委。龙泉县委由傅振军、曹景垣、吴德昌、傅家立等人组成，傅振军任县委书记。确定了工作方向是“一个中心，两个重点”：一个中心是坚持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搞好与国民党合作抗日。两个重点一个是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提高全民族抗战意识，掀起轰轰烈烈、扎扎实实的群众运动；一个是恢复和发展基层党组织，发动和组织党员在抗日救亡工作中发挥政治优势，成为抗日救亡的中坚力量。县委将游击队改为武装工作队（即武工队），实现了党的方针政策的转向，以适应抗战的新形势。经过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很快形成了抗日救亡的大好局面。
    1937年冬，中共浙江省临时工作委员会派遣临工委委员、省流动剧团支部成员张三扬、邵荃麟、俞坚等人带领剧团大多数人员到龙泉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经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同意，于1938年1月在龙泉县城成立了中共龙泉特别支部（简称“龙泉特支”），由张三杨、邵荃麟、俞坚、葛琴、舒文等人组成，张三扬任书记。特支建立后，主要在龙泉城区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做好对龙泉县政府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特别是对爱国民主人士、县长唐巽泽的统战工作。在大力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的同时，特支积极开展建党工作，在县城机关团体的工作人员中发展党员20多名。如阮秀平、黄灿、李瑞玉、丁浩、杜大公、杜毅贞、骆苏星、屈品生、马淑娴、陆露、曹华、李云龙、骆梦雷、骆静婉、骆静美、张维芳等。这些党员分别成为抗日救亡工作团体、区乡行政组织的负责人和骨干，使大多数抗日救亡工作团体和区乡基层政权实际掌控在中共的领导之下，为党领导抗日救亡工作打下基础。1937年6月，龙泉特支与浙西南特委取得联系，互相配合，互相支持，围绕着“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这一中心任务，大张旗鼓地开展动员民众、组织民众等各方面工作。
    1938年1月，民主爱国人士唐巽泽来龙泉任县长，他十分赞同中共抗日十大纲领，积极推行浙江战时施政纲领，赞成国共合作，团结抗日，制定了《龙泉县施政纲领》。为了尽快发动龙泉群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促使龙泉抗战工作展开，他大量起用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省流动剧团成员中的中共党员大都被安排在宣传、教育、战时动员、政工等部门工作并担任领导。如张三扬任县政训室主任，邵荃麟任教育科长，葛琴任编审室主任，舒文任民教馆馆长，黄灿任民众剧场主任，俞坚、杜大公任政治工作队正副队长，阮秀平任八都区长，晏卓任小梅区长。另又根据我地下党的建议在四个区设民教分馆，政工队在四个区设区队，自卫队各中队设政治指导员。各区民教分馆主任、政工队区队长、自卫队政治指导员几乎全是中共党员。
    1938年2月，中共浙西南特委在县民众剧场（江西会馆）魁星楼建立地下印刷室，由屈品生负责。在民众剧场后楼建立了一所地下党的接待站。
    1938年3月1日，龙泉县成立抗日自卫委员会，委员35人，其中中共党员9人，唐巽泽为主任委员。中共浙西南特委派刘清扬参加会议，刘在会上作了讲话，介绍了国共合作后的形势，强调加强团结，一致抗日。4月，中共浙西南特委书记张麒麟会见县长唐巽泽，商谈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及当时全国一致抗日的形势。
    1938年3月，成立龙泉县战时政治工作队。由县政府政治工作指导室领导，唐巽泽县长兼主任，第一副主任是张三扬（中共龙泉特支书记），后是舒文（中共党员）。政工队设正副队长、干事、文书、会计等，首任队长是俞坚（中共龙泉特支成员），继任者是杜大公（中共党员），副队长先是王醒吾（中共党员），后为周鸣剑（中共党员）。队部设于江西会馆，下设四个区队，每个区队有队员七八人。八都区队队长先是陆庆厚，后是翁咸新；小梅区队队长蔡启廷；安仁区队队长周功远；道太区队队长先是李云龙，后是翁加宾。政工队员共有四五十人，他们是一批爱国人士，进步热血青年，不少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们以饱满的革命热情、雷厉风行的作风投入工作，在龙泉山区各界人民的心里播下了革命的种子，点燃了民族解放的火焰。政工队员和各区民教馆的同志成为发动和组织群众的核心，也成为发展和建立我党基层组织的骨干。
    1938年8月，中共处属特委决定将龙泉特支并入龙泉县委，对龙泉县委成员作了调整充实，龙泉县委由傅振军、曹景垣、舒文、杜大公、马淑娴、吴德昌、傅家立、俞坚等8人组成，傅振军任书记，曹景垣任组织部部长、舒文任宣传部部长、杜大公任青年部部长、马淑娴任妇女部部长。县委下辖八都、道太、小梅、安仁、城区等五个区委。
    在中共龙泉县委的领导下，中共地下党员利用自己的公开身份掩护，把党的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在县城、农村、工厂、商店、学校，以及县机关、军政部门积极开展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全县城乡的抗日救亡群众运动。同时党在抗日运动中整顿了基层组织，积极发展共产党员。党的活动区域从抗战前的11个乡扩展到24个乡，在县机关单位先后建立了政工队党支部、民众剧场党支部、民教馆党支部、军警稽查处党支部、铁工厂党支部，形成了一个在县委领导下上下贯通的地下党组织系统。至1939年，全县建立了101个党支部，7个党小组，党员人数1119名。1939年4月，中共处属地区首次代表会在住龙乡水塔村召开，处属特委书记张麒麟作了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分析了全国的抗战形势，总结了处属地区的抗日救亡工作，选举了张麒麟、周源、傅振军3人出席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1938年冬和1939年冬，中共处属特委在住龙乡水塔村地伏、水碓坑两个自然村举办了3期农村支书、组织委员训练班，进行抗战形势和党的任务教育。
    在中共龙泉组织的发动和支持下，龙泉建立了许多抗日活动团体，例如“龙泉青年抗日救亡工作团”，周南负责；“民先队龙泉县队”，杜大公任队长；“妇女救国会”，杜毅真负责；“文化界抗敌协会”，邵荃麟、张三扬、葛琴、舒文、俞坚等人负责；“县政工队”，队长俞坚；“民众剧场”，主任黄灿；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建立春雷文艺社、芳野剧艺社、剑川京剧社等。龙泉地方党组织创办了多种抗战报刊，如《龙泉快报》《龙泉日报》《龙泉导报》《大家看》等。其他抗日救亡团体也编印了如《新龙泉》《大家唱》《抗战歌声》《剑声》《东南儿童周报》《剑光新闻》《青年堡垒》等。
    1939年春，中共龙泉组织协助县政府发动4000多民众参加的“反汪（精卫）肃奸”大会，举办了“反汪肃奸漫画展览会”，绘制散发了《大汉奸汪精卫》宣传册，连续上演了《民众公敌》《海上春秋》等。
    中共龙泉组织为了发展战时经济，积极支持和参与战时经济实验区建设，共产党员在实验区建设中发挥骨干作用。中共龙泉县委派地下党员组织妇女成立垦荒生产合作社，带动人民群众垦荒，生产自给。
    中共龙泉组织培养和输送了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到抗日前线，先后去延安的有林必达、郑玉奎、钟奇、俞谦、周吉文、张志渊、童淑珍等，去皖南新四军驻地的有叶诗、杨文等。动员了300余名壮丁出征抗战。征募了数千双军鞋、军袜支援部队。
    抗战时期，中共龙泉组织工作非常活跃，全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龙泉被时人誉为“小延安”。因为如此，引起了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极大恐惧，反共气焰甚为嚣张。为了保护革命力量，中共龙泉县委根据中央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将暴露的党员和进步青年及时转移，龙泉县委和游击队员也从乡村迁入山棚工作。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对游击根据地进行“围剿”，1942年以后革命形势转入低潮，中共龙泉组织仍然坚持艰苦的地下斗争，一直开展着抗日救亡工作，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