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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馆的“文化身份”
作者: 来源: 责任编辑:龙泉市档案局 发布时间:2013-10-16

郭红解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根,是一个人终极意义上的家。档案馆,是文化的这种本质特性的重要体现载体。在这个“精神家园”里,人们可以探究个人和城市的文脉,可以考证个人和城市的文化“身份”,从而找到个人和城市的文化归属感。在档案馆,市民可以触摸到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感受到个人命运和城市发展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档案馆的各种活动,都是在为市民和城市提供“文化身份”的凭证和依据。

然而,为城市和市民出具“文化身份”证明的档案馆,她自己的“文化身份”却是十分模糊。档案馆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虽然早在1960年,全国各级档案馆创建之初,国家档案局制定的《省档案馆工作暂行通则》就明确档案馆是党委和政府直属的文化事业机构;1987年颁布的《档案法》,从法律上明确县级以上档案馆是集中管理档案的文化事业机构。但是。这一“文化身份”是否真正得到政府、社会、市民以及我们档案馆的管理者、工作人员的认同呢?或者说,应该如何来认同呢?似乎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文化事业单位,是指在文化领域从事研究创作、精神产品生产和文化公共服务的组织机构。其特性一是主要任务是为社会提供精神产品,满足人民对文化生活的多种需求;二是由政府主管部门审定资格,管理形式多样化;三是涵盖门类多,单位分布广。文化事业单位的主要类别是:演出事业单位、文献事业单位、文物事业单位、群众文化事业单位、广播电影电视事业单位、报刊杂志事业单位、新闻出版事业单位等。法律将档案馆定性为文化事业机构,那档案馆就应该是一个向社会提供文化公共服务的组织机构。

然而,尽管法律已明文规定档案馆是文化事业单位,但社会对档案馆“文化身份”的认识却是模糊的。档案馆长期以来被界定为党委和政府的直属机构,与档案局合署办公,这样档案馆不可能纳入宣传文化体系中管理,对党委和政府的依附性强,与档案行政机关的职能难以区分。这种体制,对档案馆的发展无疑有着十分有利的一面,但不容置疑,对档案馆按照文化事业单位的规律和机制进行运作以及档案馆文化形象的塑造,也必然会带来影响,其主要表现在档案馆的发展没有有机地融入进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发展规划,在文化建设和文化活动中时常“缺位”,缺少文化工作的“话语权”。

    虽然,近年来各地加强了档案馆设施建设,但大都各自为政、各自为战,未能像图书馆、博物馆那样纳入城市文化的总体规划和布局中,未能形成档案馆设施建设的总体规划,其缺陷是显而易见的。

在正在进行的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建设中,档案馆又一次“缺位”。该“工程”针对当前我国文化事业的实际情况和科技发展的水平,整合包括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艺术院团、研究机构等现有的文化信息资源,形成互联网上中华文化信息资源的整体优势,充分利用现代高新技术手段,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积淀的各种类型的文化信息资源精华以及贴近大众生活的现代社会文化信息资源,进行数字化加工处理与整合,建成互联网上的中华文化信息中心和网络中心,并通过覆盖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部分地()、县()以及部分乡镇、街道(社区)的文化信息资源网络传输系统,实现优秀文化信息在全国范围内的共建共享。浏览一下该网站,犹如打开了一部文化百科全书,各类文化信息包容其中,惟独没有档案。

    在政府和社会对文化机构的考核检查中,也未包含档案馆这样的文化事业单位。2004523日至531日,以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思卿为团长的全国政协委员视察团赴上海市围绕公益性文化设施建设和发挥作用情况进行了为期9天的视察。视察团听取了上海市政府关于公益性文化设施建设和发挥作用情况介绍;召开了上海图书馆、上海博物馆、上海公安博物馆和有关纪念馆干部等座谈会;实地考察了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体育场、青少年活动中心,但档案馆未能纳入视察范围中。

    档案馆的这种文化“缺位”,使档案馆游离于整个文化建设的大环境、大循环中,在文化的架构下“特立独行”,这对档案馆文化功能的发挥,无疑有着负面影响。

    由于局馆合一的体制,档案馆的运作往往带有一定的行政色彩,社会和市民对档案馆的定位感较弱。市民捐赠史料首先想到的是博物馆,于是,哥德巴赫猜想的手稿捐赠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试验记录从档案室“走进”了博物馆,著名作曲家黄准把他创作的电影《燎原》、《红色娘子军》的音乐总谱捐赠给上海历史博物馆。对此,我们不能简单归之为社会档案意识差。

    其实,我们自身对档案馆“文化身份”的认同也是游移的:既想融入到公共文化事业的群体中,又留恋行政机关的权利和地位;既想走专业技术的成材之路,又为公务员的利益所诱惑。体制上、机制上、心理上的各种因素制约着社会和我们自身对档案馆“文化身份”的认同。

    当然,我国档案馆的上述现状并非是中国特色,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档案馆也有类似的情况。国际档案界对档案馆文化属性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即便从管理体制上来说,国外档案馆有从属于文化部门领导的,也有直属于政府领导的。或许,档案馆文化方位的不确定性是一个历史性、世界性的问题。

    面对档案馆“文化身份”的现状,我们无意从体制上去改变它,但可以在机制上使之文化起来。要使档案馆更好地发挥其文化功能,我们不能停留在档案圈内热热闹闹“坐而论道”,而要实实在在做几件有文化的事,比如,加强与宣传文化部门的联系和沟通,将档案馆文化功能的发挥列入宣传文化工作计划;参加有关文化工作会议,了解各种文化信息,参与重要文化活动;策划并运作几个有一定规模的文化项目和活动,提高档案馆的文化贡献力;利用各种载体着重介绍档案馆的公共文化事业机构的性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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